把“东方”看作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文化，对绝大部分东方人来说，其实是一件新事物。原因很简单：这原本就是一种西方观念。那些“独特”的东方文化，其独特性事实上是在一个参照系统中被确立起来，而那个若隐若现的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常常就是西方——“东方”是面向“西方”而成为“东方”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和九鬼周造的《“粹”的构造》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试图建构起东洋的美学，但建构这一体系的眼光和观点却来自他者。他们都想寻找出某些有代表性的文化景观来作为东洋认同的独特表达，将之提升到一种东方美学精髓的高度——虽然他们各自找到了不同的东西。

对冈仓天心来说，茶就是东方文化具体而微的表现（或许他隐约想到的对应物是西方的葡萄酒）。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源自东方的饮品，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载体，渗透到东方生活的一切层面。在他笔下，茶道意味着美学成为一种生活实践，人们的行为举止都依照茶道的礼节来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九鬼周造对“粹”的理解：“粹”所体现的那种洒脱、洗练、无以名状的脱俗格调，也已变成生活中的标准。正因此，冈仓天心说人们会评判人“有茶气”或“茶气太盛”，而在“粹”的话语中，评判高下的则是“粹人”和“无粹”。

由此，审美意识升华为一种哲学精神，并通过一种生活态度来践行。两人都强调人们如何努力使自己成为艺术（只不过冈仓氏说的是茶道大师，而九鬼氏说的则是江户的艺伎），以期达到一种合乎完美的超越境界。颇具“东方哲学”意味的是，这种完美常常是通过“不完美”来呈现的：易损毁的材料、极其简单朴实的装饰、禁止任何新制品、不稳定性、不永恒性、不对称性、以及某种刻意的随意。

但挑选出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必然意味着同时要剔除另一些。在冈仓天心对茶道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钟爱的是东方文化中道家-禅宗这一系的哲学精神。似乎在他看来，长江流域、道家、禅宗、茶都是某种特定精神所赖以凝聚的环境和载体（当然茶本身也是一种南方物产，所谓“南方有嘉木”），因此他看起来把“东方”转移成了“南方”，似乎“南方”才真正代表着“东方”——无疑地，在《茶之书》中，他是把北方的儒家文化排除在外的，虽然儒家通常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东方哲学。他还秉持着一种近代日本人常有的观念，即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在经历蒙元和满清两次摧毁之后已经荡然无存，而日本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继承者。

同样地，九鬼周造把“粹”视为一种国民美学的精髓，也需要剔除与之相对应的其他事物。“粹”作为一种江户艺伎生活中的审美观，原本并不通行于全日本，正如九鬼在书中所言，江户时代京都、大阪的女子喜欢艳丽的浓妆，但江户人却将之贬为低俗，因为淡妆才是“粹”的表现。江户人说“箱根以东看不到粗人和怪物”也显示出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强烈认同，而“粹”就是维系这一阶序的标准和工具。九鬼周造的母亲和第二任太太都曾是艺伎，所以他是真的懂“粹”，但却似乎并未意识到“粹”本身是历史地形成的，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日本”，其实大部分是江户时代的产物。

如果说文化和美学的自觉是“对他而自觉为我”，那么，江户人的“粹”文化意识中所对应的他者其实应是关西的京都、大阪；然而在九鬼的笔下，“粹”的他者则是西方，而“我”是日本。所以安田武与多田道太郎的《粹的构造解读》因此将“粹”解读为“大和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之一”。冈仓天心意识中的他者同样是西方，但“我”却是“东方”，《茶之书》中甚至很少费力去区分中日茶文化的差异——不难看出，冈仓氏有着更强烈的“东方/西方”两分法，以至于有时他对茶道精神的强调看起来像是对西方的抗议。两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将“东方”或“日本”视为某个内部均质同一的单一客体（monolithic object）。

历史上，蒙古来袭使日本产生了民族自觉，应仁之乱则使它产生了文化自觉——但这种自觉主要是对中国而言；但直到大正时代才面对西方产生出新的自觉，与以往的自觉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一种现代性的体验。正如苏格兰褶裙和风笛虽然古已有之，但直到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才有意识地将之视为某种文化独特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日本也有相似的过程：明治维新后的鹿鸣馆时代一度是“百般诸事都一面倒地吹向西方”（津田真道语），可说是日本的又一个“国风黑暗时代”，但到大正时代（1912-1926）却出现了一个反向运动。谷崎润一郎在1915年还著文表示“生在日本真是悲哀”，但1923年后他却逐渐转向日本传统文化，而出现藐视西方文化的倾向。大正时代厌恶日本、崇拜西方者着实不多。冈仓天心《茶之书》出版于1906年，而九鬼周造《“粹”的构造》则1930年面世，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先声和后劲。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传统的发明”或“第二代民族主义”的思潮，本身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这种东方美学、国民美学的建构中，又隐隐可见国家主义的身影。借用撒丁王国首相阿则利奥的名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和《茶之书》相比，《“粹”的构造》尤其突出民族精神，反复强调只有在民族存在的解释学中才能充分理解其核心意味，这与那个时代整体上的气氛一致，即急于确立一个与他者不同的自我，其余波至今尤在。正如南博在《日本人论》中所言，喜好自我剖析的日本人多有一种孤立感，但“日本人在努力克服这种孤立的背后，其实有合理化这种孤立的倾向；或多或少是国家主义的反映，因日本人在心理上总认为‘外国人不懂’我们。”

　《茶之书》与《“粹”的构造》在精神上可说一脉相承，但使用的语言则颇有不同。冈仓天心更具文人气质，其某些用词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够严谨（如屡屡说到道-禅哲学的“个人主义倾向”），但文笔清通，近乎韵文；而九鬼氏刻画国民美学的论述却无异于一篇哲学论文。从对译文的要求来说，对后者或许“信、达”已足够，但对前者则还须有“雅”，读来也确实从容节制，颇胜以往诸多译本一筹，借用冈仓氏的话说，也颇有“茶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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